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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和经营方式是中国的下一个制度红利，同时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唯一路径。理由有四：

一．收储农村土地，为其创造市场化流转的条件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大面积推广的制度前提。现代化耕作和农业种植需要机械化、自动化和成熟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而机械化、自动化的前提是大面积土地耕种的统一管理和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没有土地的集中，和大量的资本投入，要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很难实现的。截至2022年，中国农业人口超过6亿，种植耕地18亿，粮食产量仅6亿吨，这跟我国的个体零散耕作方式有关。美国农业人口仅五百多万，粮食产量却高达5亿吨，人均产量远高于中国，这与其现代化耕种模式密切相关。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农村土地的集中管理和运营。而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方式的市场化是实现土地集中、农业生产规模化和营销管理高效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二．现代化农业生产建立在大规模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现代生产管理方式和现代化的营销渠道拓展方式上，而这些条件的实现不仅需要生产和营销的集中统一管理，同时需要大量适应这种管理模式的技术人才和操作工人，在城市青年就业岗位相对饱和的社会背景下，新时代的“知识青年下乡”、进入农场或者农业公司工作，如同当年农民进城务工，应该是人力资源跟随资本和现代农业企业而迁移的逐利行为，而不是让年轻人放弃个人利益殉国殉道的政治运动。资本下乡带动知青下乡以及农村青年属地就业，是建立现代农业的市场化选择，也是分流城市就业压力的新兴渠道。

三．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也是延续土地财政的唯一选择。而土地财政是政府缓解债务危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来源。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土地财政在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高达35.9%，如果加上房地产行业的增值税等隐性收入，我国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接近40%。尤其是江苏、浙江、湖南等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达60%以上，2022年以来，随着城市房地产的降温，土地财政收入锐减，与此同时，因疫情防控、基建扩张等各种因素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却在不断增加。要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除了节流以外，发掘新的土地财政增长点是一个“近水解近渴”的开源手段。既可以缓解债务压力，同时又可以获得增量资金来进一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四. 食品质量是一个民族身体素质的基础，我国粮食安全不仅仅依靠耕地面积的扩张，同时更依靠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2022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人均耕地不足3亩，这跟我国山多平原小的自然地貌密切相关，我们很难摆脱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只能通过提高农业科技的应用来增加食品产量，提升食品的质量。而现代化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也需要资本条件和产业化环境，所以，中国要保障粮食安全不仅仅靠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更要靠农业科技的不断提升。农村土地和其他要素资源集中有利于提升农业科技研发及其产业化能力。